近日，專家稱戶籍制度改革可刺激消費，同時專家也表示，應該借這個時間，提高老齡化相關的社會保障水平。那麼戶籍制度改革有什麼用？下面本站小編帶來介紹。
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、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表示，戶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見影刺激消費。他做出情景假設稱，農民工消費被戶籍抑制23%，如1.8億農民工成爲戶籍市民，可增加消費支出約2萬億元。
疫情造成的超額儲蓄爲GDP的3%，大約爲3.6萬億元。改革紅利可大幅彌補消費缺口。
蔡昉表示，當下中國經濟遇到了新常態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。
首先是需求側的新常態，也就是需求側因素，特別是消費成爲常態化的制約經濟的阻礙。蔡昉表示，過去說新常態，主要是供給側的新常態，現在需求側因素、消費因素越來越重要。這裏提供兩個跨國數據揭示的規律。第一，隨着人口老齡化，特別是老年人口超過14%以後，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開始有下降的趨勢。中國2021年的老齡化率就超過14%，因此或許國內有進入這個新軌道的可能性。第二，總儲蓄超過總投資的比例有逐漸上升的趨勢，特別是在老齡化提高以後，趨勢更加明顯，這也就是國際宏觀經濟學界討論的所謂的長期停滯，它最典型的一個特徵是低利率、低通脹率、低增長、高負債率。
“中國不會走典型的長期停滯，但會不會出現其中的一些特徵?低利率有沒有可能成爲一種常態?當然，高負債率現在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問題，所以這是一個新常態。”蔡昉說道。
第二個新常態，是可能未來我們中國的自然失業率會更高，會上一個臺階。目前5月份失業率已經降到5.2%，接近於迴歸常規，但青年、農民工失業率仍然高企。
“意味着有沒有未來自然失業率就是偏高的?這種狀態會使收入受到影響，因爲失業率偏高，就有更多人在那裏等待就業。同時，非正規就業的比重會提高，勞動者的權益和收入增長的可能性以及社會保障的覆蓋水平，都會有所增加。”蔡昉表示。
第三個新常態是居民的微觀行爲有可能進入新常態。蔡昉稱，未來在經濟增長有所下降的情況下，有可能遭遇幾個效應：第一是收入效應，在保持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經濟增長保持同步的情況下，居民收入增長可能比以前預想的要低一個層次。第二是城鎮化效應，未來要挖掘新市民的消費潛力，而要做到這一點，要保障他們的基本公共服務、社會保障。第三是結構性效應，未來人口總量已經在負增長，經濟增長也在減速，因此以後無論是把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出來，還是把低收入者變成中等收入羣體等，都需要依靠調整結構進行。
蔡昉認爲，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刺激居民消費，要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規、合經濟理論規律的渠道，把錢發到居民的腰包裏。
他指出，首先基於目前面臨的新常態，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有新手段、新對象，刺激對象要從投資轉向消費，這樣可以更加直接對應現實的經濟堵點和短板。與此同時，針對居民的消費進行刺激，可以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實現短期和長期目標的統一，措施的兼容，可以減少後遺症。
其次，戶籍制度可以立竿見影、真金白銀地刺激消費。蔡昉表示，國內外的研究都表明，因爲他沒有公共服務，沒有社會保障，因此他有後顧之憂，要存錢，因此他的消費意願被壓低了，這個幅度大家認爲是23%。這也就意味着，如果能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，就可以提高接近30%的消費，而且是在沒有收入增長的情況下。因此，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經進城的1.8億農民工消費意願釋放出來，粗略推算，總額大概是在萬億級。
再次，要藉此機會，切實阻斷農村的返貧通路。這個通路是存在的，中央要求不能發生規模性返貧。現在可以用這個目標把錢發出去，能夠真正確保這些人不返貧，就是對宏觀經濟作出的重大貢獻。
以上就是全部內容，更多精彩請繼續關注小編。
